解放仁川的那些时光
我叫杨开正，出生于1932年，仁川镇杨宅村人。
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，这一天，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解放。10月30日，以赵季武为县委副书记、陶健为县长的领导班子在部队配合下抵达安文镇 ，宣布磐安县成立，下设安文、大盘、尚湖和大皿四个区。那时，磐安的匪患还很严重，于是磐安县委向各区派驻了军队，我们仁川属于大皿区，当时区公所设在双峰乡。第二年元旦，区公所转移到了仁川黄余田村，进驻了几十名解放军，他们是金华军分区警备八团一营战士和县大队二中队战士，主要任务有三项：一是跟群众搞好关系；二是发展民兵和培养党员干部；三是剿灭土匪。
进驻仁川后，战士们分头住进黄余田村的农民家里，有一部分后来住进了耶稣教堂。朱云春带着十几个战士住杨加县家。杨加县的妻子叫陈香英，他们有个女儿叫杨桂飞，12岁，在仁川小学读书。小姑娘爱说爱笑爱唱，放学一回来准到解放军的办公室来。那时解放军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杨桂飞能唱好多歌，如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，还有叫不出歌名的“唱得好呀唱得好”“咱们朝南方，明天一个好时光”等等。
解放军进驻仁川黄余田后，土匪曾多次包围解放军的驻地。在那艰苦的岁月，战士们被雨淋湿后没衣服好换，只好穿着任风吹干或放在被窝里焐干，吃的和群众、民兵没什么两样，也是野菜、土豆、番薯等杂粮。有阵子，战士们餐餐吃糯米饭，吃得发腻，看桂飞的妈妈擀面条了，就用糯米饭去换面汤吃。战士和群众亲得就像一家人，有位家在永康芝英乡前山杨村的解放军战士名叫杨跃英，大概也就二十来岁，他说都是姓杨，执意要认桂飞为妹妹。后来，他因为工作需要转到深泽去了。在深泽的这段时期，杨跃英叫来他的妈妈和17岁的亲妹妹，并叫杨桂飞也去深泽玩，一家人可以相认。杨跃英的妈妈和妹妹背来了好多甘蔗，分给桂飞吃。杨跃英因为工作忙，叫交通班的一名战士送桂飞安全回到黄余田，并转交给桂飞5角钱，那时买一碗馄饨只要8分钱。
除了跟群众搞好关系之外，解放军还特别注重发展党员，培养干部，壮大民兵队伍。我是17岁参加民兵的，人还没有步枪高。那时农民日子过得都很苦，因为国民党势力还在，土匪又多，说话、做事都要特别小心。当时有好几个解放军就住我家的堂屋，其中朱云春是连队里的一个排长，后来留任大皿区第一任人武部部长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朱云春介绍发展了好几名党员。朱云春对我特别器重，或许是考虑到我个头小，他就跟我讲革命道理，指导我如何开展工作，有心培养我进入干部队伍从事行政工作。1952年，我进入仁川乡政府担任乡长。1953年在朱云春的介绍下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为了个人和家人的安全，那时入党还处于地下状态，解放军战士徐有来，也在黄余田附近的一个山包里秘密加入党组织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朱云春总是很忙，今天到这个村，明天到那个村，难得有歇息下来的时候。1956年，组织上派我去尚湖区担任区长。尚湖离仁川老家远，我在路上穿的是草鞋，但带上了胶鞋和布鞋，等快到尚湖了，再换上布鞋。在尚湖，我碰到了一个乡亲，他也姓杨，因为同姓就格外亲切，他叫我不要走夜路，让我住到他家，保证了我的安全。两年后，我调任山环乡总支书记，后来又经过多次岗位调整，直至1983年东磐分县，我的职务还是仁川乡乡长。
新中国刚成立那段时间，仁川一带的土匪还是很多，而解放军的人数不多，所以当土匪出动时，解放军一般都会分散在各个山头上，三八大盖“呯”的一两枪，土匪也分不清解放军的实力，但是他们仗着地形熟悉，武器先进，负隅顽抗。有一次战斗是在夜里打响的，解放军投入了整整一个连的兵力。有个叫王文周的战士，当时只有16岁，个子小，一支步枪背着也够受的，只挂一两个手榴弹用以防身，因为还是个孩子，夜里站岗都感觉害怕。仗打响后，战士们都投入了战斗，押解俘虏的担子自然落到了王文周的肩上，他在押俘虏通过冷水镇边上一座桥时遇到了土匪的袭击。在这次战斗中，班长黄福寿光荣牺牲，才20岁出头。
黄余田设有粮库，成为区公所所在地后，就成了土匪关注的重点区块。1950年3月，戴德光等土匪对区公所发起了围攻。3月19日那次，区干部和区中队20余人被土匪包围长达6个小时，600斤大米被抢走。农会积极分子杨加吃冲出土匪封锁，紧急招来县大队解围，后来惨遭土匪杀害。
1950年10月25日，在我们大皿民兵的配合下，金华军分区警卫营营长白景富亲率小分队到高二乡，在大坞村的一个山洞中，智擒匪首羊荣德和随行土匪二人；11月7日，由大皿民兵带路，县大队和警卫营战士在滚涛村附近山上的一个山洞中，当场击毙匪首杨道南及其勤务兵杨关金……
在县委的重视和大皿民兵的有力配合下，解放军于1950年年底基本消灭土匪，仁川一带的匪患得以根除，仁川人民终于迎来了和平。
作者简介：口述者，杨开正，磐安县新渥街道退休干部；整理者，李宝山，磐安县图书馆副研究馆员。